就我的经验而言：以前不行，现在不行，以后也很难。

减刑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认罪悔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要想减刑，必须要“确有悔改表现”，那么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2017.1.1）的规定，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 认罪悔罪；
• 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 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 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所以，认罪悔罪，是减刑的必要条件。

申诉和认罪悔罪是否矛盾？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明确规定“对罪犯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仍然普遍将罪犯的刑事申诉视为不认罪悔罪的一种表现，从而不对提出申诉的罪犯予以减刑。

而今年12月1日，最高院、高检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罪犯的认罪悔罪书、自我鉴定等自书材料，要结合罪犯的文化程度认真进行审查，对于无特殊原因非本人书写或者自书材料内容虚假的，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由此可见，罪犯的认罪悔罪书对于减刑、假释不可谓不重要。如果罪犯正在申诉，在这一《意见》的加持之下，大概率会判定认罪悔罪书内容虚假。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罪犯往往需要被迫在刑事申诉与减刑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而且极易产生罪犯与近亲属之间的矛盾，即罪犯为了追求减刑而甘愿放弃，而罪犯的近亲属为了讨个说法而坚持申诉。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纠正确有错误的刑事生效裁判。

反过来，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罪犯的规定》（2016年8月1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罪犯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的，不影响其考核得分。与上述规定真是格格不入。

申诉难不仅关乎法律，更关乎人性

凭什么要让罪犯做出选择？申诉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而认罪悔罪并非法律所赋予的义务，二者在价值上根本就不应等同。最多也只能说，申诉不影响减刑，但认罪悔罪的罪犯能减得更多一点，而不能直接因为行使某项权利而遭受不利益，直接剥夺了获得减刑的机会。

好吧，既然《刑法》和《减刑假释规定》是这么规定的，恐怕罪犯不得不选择。那么，难道罪犯的家属也必须要做出这样的抉择吗？

法律明确规定了罪犯近亲属的独立的申诉权，何为独立？就是不管罪犯本人的意愿，近亲属都可以独立地提出申诉。但在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居然提出“让罪犯授权由近亲属代为申诉”的荒谬的要求，一旦将近亲属定位为罪犯的代理人，那么罪犯同样要纠结于减刑还是申诉的抉择之中。

法律规定不可谓不明确，部分司法机关的做法不可谓不荒谬，“踢皮球”“甩锅”的人性简直血淋淋。

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

想改变目前《刑法》《减刑假释规定》对于认罪悔罪是减刑的必要条件的规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能不能在“认罪悔罪”和“申诉”当中寻找一些公约数？先让一部分申诉行为不再影响罪犯的减刑？我觉得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山东高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实施细则》（2021年11月30日发布，2022年4月1日生效）可以作为参考，它区分了申诉的内容和种类，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判断。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当依法保护，对罪犯通过合法途径提出申诉的，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形进行处理：

• 对于服从管理，不抗拒改造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对罪名、量刑有异议，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申诉的，不能仅据此认定为不认罪悔罪；
• 对不承认犯罪事实，或承认犯罪事实但做无罪申诉的，应根据申诉的理由、内容、依据、证据、间隔时间等，综合认定罪犯是否认罪悔罪；
• 罪犯在报请减刑、假释前未申诉或仅对罪名、量刑有异议，报请减刑后又不承认犯罪事实或做无罪申诉的，一般不应视为认罪悔罪，尚未作出减刑裁定的，执行机关应当申请撤回减刑建议，已经裁定减刑的，在下一次报请减刑时作为考察其认罪悔罪情况的重要因素。

只是，不知道刚刚发布的《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对于“认罪悔罪书”的相关规定，会不会给前述《细则》造成障碍，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