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月初上
雍和宫，是京城乃至内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它在清代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对当时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后世社会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乾隆皇帝亲自征求章嘉国师的意见，获取如何建造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学知识，当时章嘉国师作了如实解答。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木鼠年（1744），大皇帝向章嘉活佛详细询问在雪域西藏以前佛教是如何弘传的，出过哪些执掌佛法的高僧大德，讲习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形成的，章嘉活佛将这些历史一一奏明。乾隆皇帝正如佛陀教语所说：“执掌如来教法之人，如帝释梵天治天下，成为转动轮宝之王，心境安乐证得菩提”，向往执掌佛法的利乐，于是感叹道：
“佛陀教法的弘传及长久住世全赖讲习佛法之寺院，因此建立闻思全部显密学识之大寺院，对佛法能长久利益。本地以前曾由怙主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人建立讲习佛法的寺院，如今也仅剩下名义。”遂向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下令：“虽然京师北京地面广大，先辈父祖已弘扬佛法，但讲习内外道学识的法规还不兴盛，现在为弘传佛法特别是黄帽派的教法，完全父祖先辈的意愿，增益众生的幸福，愿将父皇受封为亲王爵位时所居府邸改建为具有佛殿、经堂、僧舍之大寺院，建立讲习五明之学的各个扎仓。”两位上师对此十分高兴，说：“小僧一定竭尽全力效劳！”使大皇帝非常兴奋。
乾隆皇帝不仅自始至终指导和关照雍和宫的改建工程，而且新寺即将竣工之际，乾隆皇帝赐一藏语寺名“噶丹钦恰林”（dgav ldan byin chgs gling），意为“兜率壮丽洲”，并亲自撰写碑文，分立于天王殿前东、西两座碑亭，东为满、汉两体文碑，西为蒙古、藏两体文碑。新建成的皇家寺院雍和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由大皇帝的御库广开施舍之门，建立兴建寺院的衙署，将王府建成外面有宽大围墙围护，里面有僧众聚合的大经堂。大经堂的右面是佛殿，左面是护法殿，还有显宗、密宗、声明、医学等四个扎仓的经堂、香积厨、拉章、僧舍等许多排房屋的寺院。各佛殿经堂中有无数佛像、佛经等，经堂及僧舍的各种用品，乃至扫帚等都全部由府库供给。
不难看出，雍和宫的改建不仅出自乾隆皇帝的旨意，而且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其资金全从国库中提取，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由王室亲王中选派一人充当雍和宫最高行政首长，名叫‘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直属清中央政府管辖。雍和宫改建竣工后，“以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为首的僧众为该寺举行了为期三昼夜的盛大的开光仪式，朝廷赐给了广大酬劳和布施”。
雍和宫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正规寺院的建制而设计的，寺内建立显宗、密宗、医药和时轮四大扎仓（学院），其教习堪布一律从西藏选派高僧担任。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按照皇帝的命令，各个学院的上师以及担任经师的大德都要从西藏召请，所以由哲蚌寺的哈东然绛巴阿旺却培担任显宗学院的上师，由色密院的喇嘛官却丹达担任密宗学院的上师，由摩觉巴夏茸担任声明学院的上师，彭措赞林担任医明学院的上师。从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中召请洛色林哇等适合担任经师的大德十八人担任寺内的经师，并让从西藏请来的各位大德举行对辩。大皇帝对此十分高兴，赐给各位上师绸缎等物品，赐给僧人们半月形僧帽及银两等。
以上引文中所谓“声明学院”，亦称“时轮学院”，为雍和宫四大学院之一。其四大学院即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医学学院和时轮学院，皆与格鲁派六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只是规模上有所区别而已。这种细分学科、格局严密的风格，正是格鲁派不同于其他宗派的主要特色之一。特别是迎请西藏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德担任雍和宫各个学院的专业教师，表明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从雍和宫的整个布局来看，凸显了密宗的主体性。除了显宗学院外，其余学院皆与密宗紧密相关。密宗学院主要研究密宗义理，广授密法之灌顶和仪轨，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之门；时轮学院，系密宗传承，主要研习天文历算和修学时轮金刚乘等；医学院，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和《药王月珍》等，同时，举行密宗仪式。
雍和宫招收学僧的条件和要求极为严格，其学僧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和汉藏地区聪慧青少年中选送，其目标是培养“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的佛教优秀人才，他们完成学业后在京任职掌教，或赴藏蒙地区办事。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同年中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以及汉、藏等地征集五百聪明博学的年轻僧人入雍和宫学经，其中显宗学院有僧人三百，密宗学院有僧人一百，医学及声明两学院各有僧人五十名。寺内经堂集会制度、说法听经制度以及日常规则等，都按佛法清规制定，皇帝也一再驾临寺内看视。由府库内按月给僧众发给薪俸。
雍和宫的僧人数目，虽在整个格鲁派寺院中不算很多，但在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可称得上“独占鳌头”。当时的雍和宫学僧，除在四大扎仓（学院）修习教法仪轨外，尚兼负到宫廷和其他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任务，并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清廷将雍和宫视作御用家庙，选派宗室王公管理事务，内设总管喇嘛印务处，管理京城、东陵、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地藏传佛教寺院。
雍和宫作为京城皇家第一大僧院，在京城、热河和五台山三大藏传佛教中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无论在举行大众法会，还是在僧人学经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雍和宫自身举行的宗教仪式或法会都要遵循或仿照西藏格鲁派祖寺或大型寺院的正统仪轨，这样才能显示京城皇家第一寺院的至尊地位。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火虎年（1746）二月，在此新建的寺院中举行祈愿大法会，二月初一大皇帝驾临僧众之中，由章嘉活佛与噶勒丹锡埒图活佛进行对辩，由新建寺院的两部僧人举行立宗辩论，并由许多大德举行对辩，还仿照拉萨祈愿大法会，制定了授与学位称号的制度。皇帝并命章嘉活佛在御驾前，为集会的僧众讲经，赐给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以坐垫、靠背等用品，其下的喇嘛僧人等也依次赏给许多物品。这样，皇帝大法王及服事佛法的两位大德等，在此浊世为众生消除衰损，弘扬完整无误地阐明佛陀教法的黄帽派的教法，由于此善愿之力，君臣三人聚首建立殊胜的弘法功业，受到所有佛子们的赞扬，愿所有能观察思考之人都信仰和追随他们。
雍和宫通过举行大型法会并请高僧活佛讲经说法，使其既成为皇帝喜欢驾临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普通僧众受戒修习佛法的僧院。尤其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雍和宫佛殿向乾隆皇帝传法授戒，成为雍和宫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盛事，后人称此殿为“受戒台”，供人们观赏和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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